如果硅谷是一座角斗場,馬斯克和奧特曼就是當下最耀眼的兩位戰(zhàn)士。他們不是在競技場中揮舞長劍,而是在AI時代的競技場里,以代碼、資本、理念和政治博弈為武器,爭奪未來世界的技術領導權。
然而,在一場關乎人工智能治理的公開論戰(zhàn)中,奧特曼突然選擇了出人意料的攻擊方式:他沒有質疑馬斯克的技術能力,也沒有批評他的商業(yè)戰(zhàn)略,而是對馬斯克的心理狀態(tài)進行了一次“遠程診斷”——“馬斯克并不快樂,我為他感到同情?!?/p>
這番話看似無關痛癢,實際上是一次充滿硅谷風格的心理戰(zhàn)術。奧特曼不是在質疑馬斯克的成就,而是在暗示:馬斯克對世界的憤怒、不安和焦慮,是他失敗的表現。 但問題是,“快樂”真的能衡量一個人的成就嗎?一個真正偉大的科技領導者,真的需要“快樂”嗎?
“快樂”是科技領袖的必需品嗎?讓我們把這個問題放到歷史的長河中,看看那些真正改變世界的人,他們的成功是否與“快樂”有因果關系。史蒂夫·喬布斯。 可能是近代史上最成功的產品經理,但他的人生從未被“快樂”主導。他的偏執(zhí)、憤怒和近乎病態(tài)的完美主義,使得他在打造Apple的過程中痛苦不堪,但這一切最終讓蘋果改變了世界。比爾·蓋茨。早年在微軟時以強硬風格著稱,他對競爭對手的攻擊性、對技術方向的焦慮,塑造了微軟的商業(yè)帝國。他的快樂指數低,但他的成就卻無人能敵。杰夫·貝索斯。 推行“Day One”理念,始終保持如履薄冰的心態(tài)。他的成功來自對市場變化的高度敏感,而不是追求工作與生活的平衡。
相反,許多“快樂”的企業(yè)家卻在硅谷的淘汰賽中黯然退場。20年前,谷歌聯合創(chuàng)始人拉里·佩奇和謝爾蓋·布林曾希望打造一個“開放而有趣的科技烏托邦”,但在AI時代,他們的理想主義正在被現實擊潰。谷歌的AI競爭力正在被OpenAI和Anthropic逼近,而谷歌母公司Alphabet的決策效率往往因官僚文化而受到拖累。
如果說“快樂”是企業(yè)領導力的重要指標,為什么我們看到的偉大創(chuàng)新者往往都處于持續(xù)焦慮的狀態(tài)?馬斯克的不安,是他的核心競爭力。馬斯克可能不是硅谷最“快樂”的人,但他無疑是最具影響力的人。他把SpaceX變成全球最先進的航天公司,打破了波音和洛克希德·馬丁幾十年的壟斷,甚至讓NASA變得“廉價”起來。他讓特斯拉成為全球最具影響力的電動車品牌,并推動全球汽車行業(yè)電動化。他成立xAI,希望用更開放的方式推動人工智能發(fā)展,而不是讓AI的未來掌握在少數資本手中。
這些成就的背后,是他夜以繼日的工作,是他對未來的焦慮,是他對社會變革的執(zhí)念。 如果他是個滿足現狀、追求“快樂”的人,可能他早就賣掉特斯拉,在某個私人島嶼上過著隱居生活。
奧特曼的“馬斯克不快樂”論,實際上暴露了他對馬斯克領導風格的誤解。一個不斷推動技術邊界的人,不是不快樂,而是清醒地認識到自己的責任感和使命感。
如果說馬斯克的“不快樂”值得同情,那么奧特曼的處境可能更值得擔憂。在2023年底,OpenAI的董事會曾以“缺乏透明度”為由罷免了奧特曼,雖然他在幾天后復職,但這一事件揭示了一個事實:他對OpenAI的掌控力遠不如馬斯克對特斯拉和SpaceX的掌控力。
相比之下,馬斯克擁有絕對的決策權,而奧特曼則依賴于投資者、政府關系和董事會支持。他的“快樂”更多來自于短期勝利,但長期來看,OpenAI在資本、政治和技術的多重壓力下,他真的能繼續(xù)“快樂”下去嗎?
奧特曼和馬斯克的爭斗,本質上是AI時代兩種不同治理模式的對決,馬斯克倡導開源,認為AI應該屬于全人類,而不是被少數科技公司掌控。奧特曼則選擇與微軟、軟銀等資本巨頭深度綁定,并在華盛頓積累政治資源,以確保OpenAI在AI競爭中占據政策優(yōu)勢。
從短期來看,OpenAI的技術優(yōu)勢明顯,但從長期來看,技術革命的關鍵不在于短期勝負,而在于誰能真正改變世界。奧特曼的“快樂指數”可能比馬斯克高,但真正決定歷史走向的,往往是那些焦慮、不安、愿意承擔世界變革風險的人。而這些人,幾乎從不快樂。
所以,奧特曼的“馬斯克并不快樂”論,不僅不靠譜,甚至暴露了他對真正領導力的誤解。 歷史不會因為一個人是否快樂而記住他,而是因為他是否真正推動了世界向前。
而這場關于AI未來的較量,最終的贏家,未必是那個最快樂的人,而是那個最執(zhí)著、最不安,甚至最瘋狂的人。(財富中文網)
作者王衍行為財富中文網專欄作家,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、中國銀行業(yè)協會前副秘書長、財政部內部控制標準委員會咨詢專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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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輯:杜曉蕾